“战争经济”回潮，日本国家身份正在质变（深度聚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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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生升 蔡 亮

4月19日，日本超3万民众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日本民间友好人士立于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的“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　　马志江摄（影像中国）

漫画《危》。　冯德光作

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一名小朋友经过祈愿和平的千纸鹤叠串。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摄

5月3日，日本东京民众举行“2026年大宪法集会”，举着写有“反对战争”“停止修宪 停止军事扩张”的标语牌，反对修宪扩军。　　菲利普·方摄（影像中国）
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加速抬头并逐渐渗透经济领域，正朝着以军事扩张牵引经济、以经济体系反哺军事的危险道路迈进。日本“战争经济”的推进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制度破禁之深，令许多长期观察日本的学者感到震惊。它不仅是一场军事能力的量变，更是一场日本国家身份与战略方向的质变。日本“战争经济”回潮，正在成为“新型军国主义”的经济发动机，值得国际社会警惕。
“战争经济”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经济发动机
日本所谓“战争经济”不只是军费增加，更是国家经济活动在军事逻辑主导下被系统性重组——财政政策、产业结构、科技研发乃至社会治理，都逐步向军事领域倾斜。“战争经济”本质是“新型军国主义”的经济发动机，它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通过侵略他国掠夺资源、获取经济利益的路径不同，是借助安全话语叙事煽动危机，再以市场机制与资本逻辑将“危机”转化为产业订单、出口收益与财政扩张，最终目的是从经济层面突破“和平宪法”约束，让日本重获战争能力。
在“和平宪法”、战后国际非军事化安排、国内反战民意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战后日本长期“重经济、轻军备”，防卫费基本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执政后，以“积极和平主义”为名推行战略转型，包括解禁集体自卫权、修订“武器出口三原则”、强推安保法制改革等，系统性松动日本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法律基础，为此后防卫政策的加速“右转”积累了制度条件。
2022年通过“安保三文件”以来，日本防卫政策的“右转”进程全面提速。日本政府2022年提出，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将防卫费提前两年推至这一目标。日本防卫费2022财年约为5.4万亿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23日元），此后每年以约1万亿日元的速度递增，4年间近乎翻倍，2026财年预算案中的防卫预算更首次突破9万亿日元大关，创历史新高。
日本的防卫费扩张已明显超出“专守防卫”范畴。2026财年防卫预算的最大特征，是将约9733亿日元集中投入远程反击能力建设，这是一种可在1000公里外打击敌方沿海甚至陆上目标的进攻性能力。所谓“防区外打击能力”“反击能力”“跨域作战能力”等建设，本质上都是进攻性能力的扩张。高市政权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并正在讨论于今年年底出台日本首份防卫产业战略，加快推动防卫工业体系的系统性重组。
日本政府还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为依托，强化经济服务军事的功能，将半导体、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全面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并对物理空间与社会组织进行深层改造，如依托“特定使用机场港口”制度，推动民用基础设施向军事用途转换；以地方基础设施“藏军于民”为框架，将日常的市政建设纳入战时动员预案。
日本还打破战后以来学术界不从事军事研究的禁忌。2025年6月，关于将日本学术会议“法人化”的法案被强行通过，防卫省随即设立“防卫科学技术委员会”，吸纳多名现役大学教授担任委员，以巨额研究经费推动学术界军事动员。日本媒体和学术团体批评这种正在全面成形的军产学联合体制，称其是“将在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的暴行”。
“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危险循环正在形成
日本右翼势力“狂飙”与经济发展衰退交织，正在形成“军事扩张—资本获利—再推动军事扩张”的“战争经济”结构。这一结构以军需拉动产业，以出口反哺研发，以危机叙事巩固扩军“正当性”，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危险循环。
首先，日本扩军备武直接带动产业增长，“以军兴商”的趋势愈发清晰。近年来，日本军工企业订单急剧增长。在2024财年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IHI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截至今年3月底，3家企业防卫业务订单积压量合计达6.25万亿日元，较上一财年增长15%。曾被视为“累赘”的防卫事业，如今成为备受资本追捧的增长板块，“防卫产业振兴”被包装为新的国家经济战略，深度嵌入日本政府的经济增长叙事之中。
其次，日本接连松绑武器出口限制，打开“以商养战”的关键通道，推动形成新的利益复合体。今年4月18日，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协议，确认出口“最上”级护卫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出口具备杀伤能力的大型海军舰艇。4月21日，高市政权正式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不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防卫产业加速向出口型转型，正被系统性转化为“经济增长点”。同时，日本政界、军工企业、金融资本、智库与安全机构之间的利益联动重新浮现，类战前“军工复合体”结构正在重建。有学者不无担忧地指出，一旦日本将战争、武器生产和军备出口视为经济驱动力，其经济与军事将出现危险的深度融合。
最后，日本蓄意传播危机叙事，安全焦虑成为扩军借口。日本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国海上威胁”等，并以此为由推动军费增长、导弹部署和基础设施军事化。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不仅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参演，还公然在菲律宾境内发射了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该行动的政治逻辑十分清晰：以实战化行动制造“安全紧迫感”，为进一步扩军提供现实依据。
持续制造“危机感”维持扩军的社会共识，持续扩军维持“战争经济”——日本“以军兴商、以商养战”的危险循环正在形成：军需订单培育出依赖扩军的产业集团，这些集团反过来成为推动更激进安全政策的社会力量，使扩军从一项政策选择蜕变为一种结构惯性。
侵蚀战后和平秩序并冲击亚太安全格局
日本“战争经济”回潮既反映其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意味着战后东亚和平秩序正遭受新的系统性冲击。国际社会必须看清“战争经济”与右翼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利用、强化的深层逻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险质变。
历史修正主义是“战争经济”的精神底座，“战争经济”的扩张为右翼政治势力提供合法性与资源。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以来，不断以“安全环境变化”为由要求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今年4月，高市早苗在自民党大会上宣称，日本修宪“时机已到”，力争2027年春季前在修宪动议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如此露骨表态，在日本历任首相中十分罕见。修宪的核心议题，是将自卫队写入宪法，赋予其完整的战争能力地位。更值得警惕的是，就在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的同一天，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祭祀费，同步推进扩军决策与挑衅行为，以历史修正主义为“战争经济”背书。
军事扩张与资本利益相互驱动，正在造成严重的政治社会后果。防卫产业膨胀产生的就业岗位、股市红利与地方财政转移，将在日本培育越来越多认同乃至依赖“战争经济”的群体，不断侵蚀和平主义的社会基础。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指出，高市政权执意推动修宪、大幅扩军的路线侵蚀日本民主，也将对地区造成不良后果。
回顾历史，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施加严格的和平主义约束，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灾难，限制日本军事扩张、防止军工资本再度膨胀，构成战后秩序的重要支柱。如今，日本正从防卫费增长、武器出口、反击能力建设、军民融合等维度，对这一支柱进行系统性拆解。
日本“战争经济”抬头叠加历史修正主义倾向，意味着一个尚未彻底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国家，正在重构“军事—经济”体系，其危险性远超一般意义上的防卫产业扩张。历史一再证明，当一国经济体系开始以战争为增长逻辑，当军工订单成为拉动就业与产业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当历史修正主义为扩军提供道德背书，这个国家就踏上了一条凶险的道路。
高市政权是日本“战争经济”进程的加速器。更危险之处，在于日本政治走向加速右倾所积累的结构性动能——那些曾经制约军国主义的法律框架、社会共识、国际压力遭受侵蚀，而“战争经济”的利益结构却在日本社会内部生根固化。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东京审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日本的“和平宪法”，构成一套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战后国际法体系。东京审判判定日本永久放弃武力扩张，绝非单纯的道德要求。日本重启武力扩张之路，等同于违反投降承诺与战后国际秩序，破坏亚太和平根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对日本“战争经济”回潮保持高度警惕，并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维护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与稳定。
（作者分别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东北亚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