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换汤不换药

木木含情

高市政权执政半年多以来，并未如民众期待的那样将精力放在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上，反而通过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制度化、合法化，推动日本走上从“不战”到“能战”、甚至“想战”的危险道路，并在四个维度上呈现出全新特征。
其一，国防利益集团化。高市政权创纪录规模的庞大军事预算，催生了“政策捐赠—军工受订—献金回流”的实质性闭环。军工承包商向“国防族”政客提供利益输送影响决策、政客利用权力持续扩大军事采购、获得订单的军工集团则以利润再向政客输送利益。防卫省、自卫队高级干部通过在任时期向军工集团输送利益、离任后转到军工企业就职的“旋转门”机制被纳入利益集团，“日本版军工复合体”就此形成，并成为新型军国主义最具结构性的物质基础。
其二，安全同盟外向化。日本寻求构建美日澳菲“小多边”网络，旨在将日本升级为地区安全架构的“次中心”。通过捆绑域外势力、介入地区事务强化自身对外干预的能力，试图以结盟的方式攫取主导权。同时，通过制造“存亡危机事态”等借口，借“安全自助”和“自卫”之名，行军事挑衅之实，逐步蚕食和平宪法框架，其终极目标是摆脱国际秩序束缚，成为政治和军事上的“能战之国”。
                          其三，拥核试探官方化。过去日本国内的拥核讨论多来自民间。而高市上台后，其一手提拔、负责安全保障事务的亲信高官力主拥核，高市本人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多个公开场合妄言“无核三原则”需要全部或部分修改，试图怂恿美国扩大对日“延伸核威慑”的安全保证，日本还妄图获得美核潜艇相关技术及建造许可。日本的一系列不当言论和行动，不但释放出危险信号，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军国主义”在“新”的外壳之下，复辟的仍是旧军国主义的内核，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以“安全保障”为话术，为军国主义披上合法化外衣。高市政权打造虚假的外部威胁叙事，作为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再武装化创造民意和合法性基础。这种手法与军部法西斯为侵华和太平洋战争辩护的逻辑高度同源。其二是以复辟“统制体系”为抓手，加强政府集权。高市力推的“国家情报会议”将情报权力高度集中，与首相的政治权力及意图推进的政治议程深度绑定，缺乏立法监督，可对内加强思想专制、对外为军事冒险提供支撑，其内涵与战前旧军国主义的“特高课”高度一致。其三是以教育和媒体为工具，内化军国主义思想。在高市内阁的政策容许甚至鼓动之下，日本对内对外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否认军国主义罪行、美化军国主义行径、神化军国主义分子，形成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合流的对内舆论态势，与旧军国主义的思想统制和灌输如出一辙。
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快速推进已带来多重恶果。国内层面，以军工复合体的利益凌驾国民生计，以统制手段瓦解民主机制，以军国主义思想毒化社会意识，对日本国内社会造成深度戕害。地区层面，日本的挑衅已成为破坏亚太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国际层面，日本无视国际社会共识，试图冲破国际法约束，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根本挑战。对此，国际社会决不能熟视无睹，更不能放任纵容，而应高度警惕、携手应对，严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再次祸乱世界。
（郭延军，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家曦，大连外国语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