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宣言、国共磋商与中日对峙

思霖

七月日记·文明之殇

——“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细节

（张重宪张伯苓研究会副理事长）

【7月17日，庐山】
1937年7月17日，上午，庐山图书馆大礼堂，“庐山谈话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一身戎装出席，慷慨发表抗战宣言——《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且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确定我们一切的决议。就是说：和平仍可以求得的时候，我们决求和平；一旦和平走到绝望，就只有牺牲抗战。
……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针对卢沟桥事件的具体外交方法，蒋介石明确表达了四点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会后，蒋介石电令商震所部4个团赴石家庄待命。令第26路军、第40军同归宋哲元指挥。
上午11时，日本首相官邸，召开外、陆、海、藏、内五相会议，首相因病没有参加。陆相杉山提出陆军中央部意见，要求政府也以19日为限，和中国政府举行谈判。对此，外相、海相和藏相持反对意见。经过争论，杉山的提案得到通过。杉山还提出了预定在19日动员国内三个师团进入华北的意见，也获得通过。
根据会议讨论事项并决定，由驻华陆军武官大城户三治大佐向中国政府军政部长代表曹浩森次长提出以下通告：“中国中央军如采取与《何梅协定》相反行动时，我方将采取认为必要的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完全由中国方面承担。”
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来到庐山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会谈。
刚刚发表抗战宣言的蒋介石显得神清气爽，握着周恩来的手笑着说：“我们在黄埔军校、北伐时期都有过很好的合作，只要贵党有诚意，我们以后还会很好合作的。”
周恩来也爽朗道：“抗日救国是我党一贯的主张，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们赞同贵党提出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我们赞同蒋先生刚才所表明的态度。只要各党各派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人民的要求，中国的事情是能够办得好的。”
接着，周恩来又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做了详细说明。
蒋介石听后连连点头：“这样很好！贵党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政府可以颁布三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总人数为45000人。师、团设政训处，政训处主任由我党委派李秉中、丁惟汾等人担任。我们还准备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任三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你们看这样可好？”
周恩来郑重道：“委员长先生，我党愿与贵党合作，并在军事上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但必须保持我党对改编后的红军的独立指挥权。如果贵党想取消我党对军队的独立指挥权，委派政训处主任和师参谋长，我党是不能接受的。蒋先生不至于认为我党我军缺乏军事指挥人才吧。”
蒋介石稍作思忖后说：“这些具体问题可以再商量。举国抗战是一件大事，光有热情和愿望是不够的，必须统一指挥，严肃纪律。贵党的刘伯承、林彪、左权、陈赓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当日，日军完全占据了天津西站。
当日晚，日本驻华大使川越的代理日高参事官，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提出下列要求：“（一）立即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和行动；（二）不得阻碍现地两国继续进行的解决事变的交涉。以上要求于19日回答。”
还有两天。
当日夜，天津，张园的门彻夜未关，宋公馆的都灯彻夜未熄。张自忠代表宋哲元通过邓哲熙、张允荣、齐燮元、陈觉生还有当天被宋哲元请到天津协助张自忠谈判的陈中孚，向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提出：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以表示敬意的方式）；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不处分冯治安师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驻扎。以上各项除罢免排日要人外都写入文件。
桥本群借回复通知，驻屯军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昨日病逝，明日吊唁，届时，宋军长可与香月司令官面谈。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