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彬：动员链暴露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獠牙

成就未来123

自6月下旬开始，三场大规模军演在亚太区域密集展开，其中一个共同点是都有日本参加。从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的美日“坚毅之龙-2026”军演，到美日“勇敢之盾2026”，再到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三场军演时间重叠、空间呼应，日本不仅全部参演，更在“环太平洋”军演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曾就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进行狡辩，但从近期一系列动向来看，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危险獠牙。
从近年来日本政治发展趋势看，已经不能简单地以“右倾化”概括。“右倾”当然存在，从历史修正主义到此前的安倍路线，再到如今高市早苗内阁的安全政策，都能看到这一动向。但如果只说“右倾”，就会把问题简单化。笔者认为，在日本，政治军事扩张野心背后的“动员”是一整套社会机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把原本用于防灾、避难、秩序维持的组织能力，逐步转化为一种所谓“对华安全动员”。这也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越来越危险之处。
“有事”，从公共安全变成安全叙事
日本是一个对灾害应对十分熟悉的国家。地震、海啸、台风、火灾、核事故，使日本长期形成了防灾式社会组织。学校要演练，社区要配合，企业要备案，媒体要统一播报，地方政府要迅速进入应急状态。这套机制在自然灾害面前有其合理性。它强调秩序、服从、集体协同，也强调个人不要给组织添麻烦。可是同一套机制一旦被地缘政治重新“编码”，就会从防灾变成“防人”，从避难变成“排斥”，从公共安全变成安全叙事的社会扩散。
                          后疫情时代，日本出现了一种社会情绪。由于长时间的隔绝、旅行中断、经济疲软、奥运延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使日本社会积累了某种难以名状的不安。这种不安部分指向日本自身的制度问题，也跟社会内部的疲惫有关。但它需要一个外部出口。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就被日本一些势力放到这个位置上。中国被歪曲为“供应链安全中的巨大影响因素”，也是日本长期复杂心理中的邻国、“竞争者”及“历史对象”。
安倍晋三等日本右翼政客宣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正是在这个节点上起到“开关”作用。即把台湾问题“改造”成日本社会易于理解的“有事”问题。日语里的“有事”，它更像一种准灾害、准危机、准应急状态。日本人对这套话语很熟悉，因为防灾国家本来就靠“有事”来组织社会。因此，这套叙事危险之处在于，把“台湾问题”变换成防灾社会最容易接受的安全语言。
去年11月，高市早苗作为现任首相在国会答辩时作出了“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十分荒谬的表态。“存亡危机事态”这一术语从日本政治法制中的基本含义看，就是日本自卫队可能依据安保法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触发条件。这一危险言论随即恶化对华关系，也引发外界高度警惕。
让日本普通民众重新习惯军队语言
今天高市早苗政府领导的日本是在完成一种更深的社会动员。“右倾”只是其显性部分。更隐蔽的部分，是许多不认为自己“右倾”的人，也开始按照动员逻辑行动。大学、媒体、行政、地方社会、普通市民，都可能在“不要惹麻烦”“不要靠近中国”“不要为中国说好话”的政治气氛中改变行为。这不需要正式命令，因为日本社会一个特点就是不把话说死，却让所有人明白“边界”在哪里。
高市政府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是这种动员进入“制度语言”的标志。按照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的相关修订草案，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推动把自卫队主要“官阶”名称，改为更接近日本战败前军队的称谓：自卫队陆海空各自的幕僚长对应“官阶”由“陆将”“海将”“空将”改称“大将”，其余将官统称“中将”；现在的校官“一佐”“二佐”“三佐”，改称“大佐”“中佐”“少佐”，诸如此类。
自卫队自1954年成立以来，使用“一佐”“二佐”这样的称呼，正是因为战后日本需要与旧日本军队保持距离。现在把这些称呼改回“大佐”“中佐”等，就不是简单命名问题，而是国家身份的重新命名。高市政府关于自卫队“官阶”名称变更的方针，已被多家日本媒体和评论机构批评为“把自卫队定位为军队的一环”。
就日本社会而言，这么做是在让日本普通民众重新习惯军队语言。一个社会如果开始重新接受“大将”“大佐”这样的称呼，它实际上就是让民众接受一种更直接的军事身份。所谓“国际标准化”，只是借口和伪装。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真正目的，是让战后日本社会对军队语言的心理禁忌被解除。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当前日本政府实际上在进行动员。因为，动员一定要进入组织语言。一旦日本国会通过正式改称“大佐”，相当于告诉社会，“日本也不必再羞于使用军队称呼”。这也意味着，该国战后秩序的一道心理闸门被打开。
在“新型军国主义”下，社会被重新组织
这种动员还会落到其他层面。近年日本社会中出现的所谓“撞人族”，虽然很难逐案证明动机，但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出一种值得注意的日常排斥心理。尤其是针对外国人、女性、弱势者或者被识别为“不属于这里”的人，身体接触有时会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冒犯方式。笔者自己也有过类似经历。地点是在千叶市海滨幕张的永旺超市里，当时是被一个中年日本男性撞到。起初我以为对方可能是没看见，但后来再回想，当时周边空间较大，对方是径直过来的。也许是我之前接朋友电话说中文被听见了，让对方把我识别成一个可以被撞的人。这个判断当然不能作为定论，但作为一种经验感受，说明排斥并不总是通过政治语言出现，它有时可能出现在擦肩一撞里。
笔者认为，对所谓“撞人族”，值得分析的不是个人行为粗鲁，而是社会动员已经通过肢体动作来实现。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把某个外部对象塑造成风险，把某种语言塑造成“异物”，把某类人塑造成麻烦，那么一部分人就会在没有明确政治宣言的情况下，把这种情绪释放到身体动作中。撞一下、挤一下、瞪一眼，这些可能是日本政治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末梢反应。
这成为和平状态下最危险的地方。战争不一定从枪炮开始，动员往往先从语言、情绪和身体边界开始。日本的防灾社会原本是为了应对自然风险，现在却可能被改造成应对他国的“安全社会”。它表面温和，没有总命令，却处处有边界。它不一定每天喊政治口号，却正在把“对外警惕”变成一种社会常识。所以，日本正走向“新型军国主义”不是一句情绪化批评，而是对一种危险动向的综合判断。“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不只包括某一个右翼政客嗓门大，某一次参拜、某一笔军费、某一个安保文件，也包括这些碎片正在彼此接通。
“新型军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被重新组织，它会沉入制度、语言和身体。“右倾化”可能更侧重选举策略，“新型军国主义”则把历史、现实和未来战争连成一条动员链。从“一佐”变“大佐”的称呼调整，到所谓“撞人族”的出现，再到“情报体制”的强化，都是这套动员机制在不同层面的外化。这个过程如果继续下去，日本就不只是政治光谱的右移，更是在日常生活、公共情绪和国家制度之间，完成一种更危险的“再军事化”准备。（作者是华侨大学客座教授、前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