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以林：深挖战争审判史料，坚定守护历史正义

@Xizi_W3KagZOm · 发表于 2026-6-18 09:15:42

今年是东京审判80周年。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中文世界里，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整理和研究，主要是1950年代出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其他相关研究少之又少。那时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日本和欧美学界。
与东京审判几乎同期开展的还有纽伦堡审判。从历史学的研究视角出发，东京审判研究比纽伦堡审判更难。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根基。纽伦堡审判的史料相对集中，无论是法官、检方、辩方文献，主要集中在欧美，相对容易掌握。而东京审判相关档案分藏于中国、日本、欧美以及东南亚各国。多语种史料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好在如今有了大语言模型，公开文献的语言壁垒得以大幅消解，也让学界对海外档案的征集、开放与共享工作抱有更高期待。
以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为重要节点，国内学界开启全球性史料收集工作，系统整理东京审判法官、检方、辩方的一手文献，并将研究视野从东京审判扩大到整个远东地区的乙、丙级战犯审判。研究的空间视角不断拓展，时间维度也持续延伸，特别是在国内，研究时段由战后国民政府的审判延伸到中国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开展的战犯审判。
大量档案文献整理出版、数据库建成使用，推动东京审判研究从史学领域扩大到法学、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研究，乃至医学史领域（如对日军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研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今，中国在战争审判研究领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相关研究水平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
在东京审判庭审过程中，除印度法官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认定有“独特理解”外，荷兰法官勒林也有很多与当时国际法学界主流判断不同的观点。两年前，我们在征集荷兰国家档案馆近代中国相关文献时，意外发现保存在该馆的勒林法官档案，其中包含一批东京审判期间的图片史料。勒林法官对战争罪行的态度、立场因何与主流观点不同，这类问题的解答，有赖于大量一手文献的支撑。
此外，战后日本社会长期存在一个特殊现象：多数战争亲历者往往只讲述自身战时苦难、强调受害者身份，却刻意回避本国对外侵略的加害事实与历史责任。在日本社会这片集体回避战争罪责的沉默氛围中，从中国释放归国的日本战犯群体，成为极其特殊的例外。
1950年，苏联向中方移交969名日本侵华战犯。对他们的改造，周恩来总理曾提出明确要求：“一个不跑，一个不死。”除数名在押期间病亡外，其余战犯均分期分批释放回到日本。近千名战犯归国后，仅一人翻供，其他人终身坚持认罪、悔罪。这是人类思想改造史上的一大奇迹。
上世纪50年代末，获释归国的日本战犯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积极从事促进日中友好、反对侵略战争的活动，在日本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归联”成员在日本出版多部回忆录，他们都真诚地表示在中国的认罪只是起点，归国后，他们才逐渐认识到什么才是“真正的认罪”。“中归联”先后在日本各地成立数十个支部，各支部均有内部出版品，这些文献长期未能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
还有，新中国接管保存的大批民国抗战档案，仍存在挖掘不足、利用不够的问题。涉及抗战时期的日伪档案，除中央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核心档案外，各地档案馆都有丰富的收藏。各地公安系统还留存大量日伪、汉奸审讯案卷，是揭露日军侵略罪行、厘清战争责任的重要史料。上述珍贵史料，都亟待系统性整理与深度学术转化。
80年前开庭的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审判。各国学界唯有携手联动，推动散藏全球的原始审判档案开放共享，持续开展多维度、跨学科研究，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格局，才能从中汲取警示教训，为今后人类社会杜绝战争、守护和平提供借鉴。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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